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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不良-保全不了的再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好人好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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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100强

對不良貸款的問題,日本政府一開始並沒有下決心處置抵押貸款,因為日本戰後是傳統的金融管理思路,它希望維繫日本金融體系的穩定,通常是指望靠一些大的機構,靠民間機構先來救濟一些小的機構,盡量不要出大問題。但是日本政府沒有想到經濟泡沫破滅會給日本造成二三十年的影響,所以對不良資產的處置方式導致問題越來越大,最後不僅是小的金融機構出問題,大的金融機構也出問題了。

張承惠回顧了國有四大行剝離不良資產的過程,在其看來,成立四大資管公司承接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帶有明顯的政策性色彩,對於四大行擺脫不良資產,輕鬆上市,實現股東制改造非常有利,但帶來的問題是效率低,成本高,而且此種模式缺乏可持續性、風控體系非常薄弱。

下一步要討論在這個領域里的問題還是存在的,比如說四大未來的發展方向,過去盲目注重資產的擴張,快速地擴張,追求規模擴張的模式很難持續,四大將來用什麼樣的模式持續未來發展。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地方的資產管理公司,實際上不良資產處置能力是不足的,風控能力是弱的,既然承擔著主力,承擔著重任,就要想辦法完成使命。

所以,從政府的角度給了一定的補償,對四大獲取各類型牌照減少了限制,所以變成了一個金控集團,內控比較薄弱。現在不良資產市場化處置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局面,2012年財政部、銀監會批准各地方可以設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2016年進一步放寬了限制,初步的架構已經形成,我們看到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化確實有很大的作用,改善了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作為專業化的機構可以有效地提高市場化處置資產的效率,能夠儘快地恢復資產的流動性和營利性,通過市場化機制是可以解決的。

她認為,當前,我國正迎來第二波金融不良資產的高潮,但此次和前述提到的以國有不良資產為主不同,首先是中小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加大,而且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在加大,非國企機構的風險在加大。

下一步,我們目前看得到的城商行、農商行的風險在急劇增加,所以需要加快這方面的處置。而非銀的金融機構的資產沒有暴露,我們不清楚,可想而知是存在着一定的風險。我覺得未來,對於地方性的中小城商行、農商行可能會以地方持牌,或者包括非持牌的中小型的資產管理公司作為處置的主體。

第二個問題說一下不良資產市場化處置的必要性,以日本為例。我覺得在座的各位對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後這個過程有一定的了解。我簡單講一下,日本經濟泡沫在1990年破滅的時候,股票經過大概三四年的時間跌了63%左右,土地價格跌了65%,都是大幅度的下跌。日本銀行的貸款同樣是以土地和房地產抵押,同時有股票抵押,日本銀行是可以持股的,所以股權抵押的比重也是比較高的。

今年7月份,銀保監會出了153號文件對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明確了負面清單,有許多「不得」,過去沒有多少限制,很多業務都有交叉,不得裏面做了很多。將來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怎麼轉型,不良資產還面臨一些政策障礙,市場化的法律障礙。我在三四年前對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做過一些調研,當時提出一些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在今天可能還存在,可能已經解決了,不一定是問題了。所以我在這裏,因為最近這兩點沒有調研,我說不清楚,我覺得可以供光超同志,還有在座的各位參加研討會的,對這個問題做繼續的討論。

2018年12月年底,我們的不良貸款規模已經基本接近2002年,2003年四大行改制時候的規模。我認為不良率還是被低估了。不良率被低估,首先是因為我們的關注類資產,有相當一部分不良資產。我們查不到信託公司的不良資產率,另外證券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還有一些不良資產。

目前我們看到一些競爭性定價機制初步形成,而且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利用互聯網平台來加快不良資產處置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最近我們也看到,第二波金融不良資產迎來高潮,資產結構是有變化的,是和第一期以國有為主不一樣的,首先是中小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加大,而且非銀行的金融機構的風險在加大,非國企的風險在加大,我覺得這是這一輪的三個典型特點。

謝謝各位。新浪聲明:所有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新浪網登載此文出於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並不意味着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

現在比較清楚的是,區域性的中小銀行的問題在增加,城商行的不良資產率是1.7%,但從我的調查來看,按6%來估算並不太高。農商行的不良資產率是3.4%,我按10%估算也並不是很激進。我們知道有些農商行的狀況非常好,也有相當數量的農商行的不良率到了很糟糕的兩位數,所以我按比較低的水平估計10%。我初步估計,沒有暴露出來的各種不良資產總量是非常的大,也是我們的資產管理公司,各類相關機構大有作為的一個歷史時期。

新浪財經訊 綠法(國際)聯盟主辦、北京市道可特律師事務所擔任專業支持單位的「第三屆中國經濟發展與法律規制高峰論壇暨綠盟2018中國不良資產藍皮書發佈儀式」於2019年8月3日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出席並演講。

除了華融之外,其他的三大資產管理公司基本上走的是華融一樣的路子,走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儘可能向各個金融領域伸出觸角,用其他業務彌補這個虧損。當然後來不良資產的處置,到後期作為一開始虧損業務已經改變了,有些不良資產處置還是能夠有一些收益的。

第四個問題,商業化轉型。當年的設計是參照美國的經驗,美國資產管理公司存續8年左右,中國慢一點,10年,制度設計之初就把四大資產公司設定為10年,一家機構生出來誰也不願意到10年就解散,所以10年到期之後,四大都在急着轉型,想活下來,最終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轉向商業化,商業化轉型的過程中也出了一些問題,投資非常激進,風控比較弱等等。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對於四大做了補償,因為當時是用原價來收購的不良資產,所以這些不良資產已經損失掉50%,甚至有的70%,明擺着讓四大行不可能盈利。

當時主要是政策任務,特點是價格是政府來定的,全部廉價收購的不良資產,而且是根據財政部確定的考核標準來考核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績效。

大銀行破產之後,日本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規,而且兩次修改保險條例,允許保險機構以收購資產的方式向破產的金融機構融資,應該說這些制度建設開始引導日本不良資產處置向著市場化的方向轉變。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從2002年9月份開始採取用市場價值的準則,這樣就會使得一些虧損直接影響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影響了銀行的資本,所以迫使銀行不得不加大對不良資產處置力度,所以這也是通過一些政策和制度配套推動不良資產加快處理。

對不良資產的處置策略,日本一開始是盡量保全,保全不了的再通過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進行處置。90年代,日本對不良資產的處置力度總體上是不夠的,結果問題拖延過久使得日本金融體系遲遲不能從不良資產、不良債券的泥潭中脫身。1997年,日本三家大銀行破產,這在日本歷史上是不曾發生過的,日本奉行「銀行是不能倒的」,在這點上中日之間相似度非常高。

2002年日本出台了一個政策,對不良資產處置提出明確要求,要求企業利用三年的時間把不良資產,特別是大銀行要把不良資產處理完畢,這個力度是非常大的。日本對一些問題銀行採取了國有化的辦法,但他在國有化之初,不是想收回國有,而是用中央銀行來出資解決,中央銀行把民營銀行拿到手,沒有考慮這個,一開始就考慮怎樣避免國家控制,怎樣把收購的股權出讓給市場。

以下為演講實錄:張承惠:大家下午好!我講講介於理論和實操之間的一些問題。

這種方式帶來的問題,用政策性的方式來處置不良資產,當然很快,一下就把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全部剝離,使得四大行可以輕鬆地甩脫了包袱,輕鬆地上市,實現股東制改造。但問題是效率低,成本高,而且這種模式缺乏可持續性,而且風控體系也非常薄弱。

中國的不良資產從2002年,2003年四大行改制以後進入了第二輪高峰期。2003年,我們的不良資產率是17.9%,90年代從文獻上陸續的說法是達到過40%,17.9%其實是處置了一些不良資產之後的數據。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中國不良資產處置機制有一個過程,剛才王理事長也說了:1999年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出資,是政府在1999年開始出手。其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金融體系,曾經有一些經濟學家說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我不贊同這種說法,1998年,1999年的時候中國的銀行已經技術性破產了,技術性破產還不算金融危機嗎?不良率達到30%-40%,其實就是一次大的危機,只不過中國危機的方式不太一樣而已。我們的方式是財政部直接介入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設立之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參与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設立的調研和設計工作。

1993年,日本成立了一個債券收益公司,政府基本上沒有介入,希望靠民間力量來解決不良債券的問題。1996年,政府發現這個方法不行,問題越來越嚴重,所以參照美國模式,成立了不良債券整理回收機構,和現在的資產管理公司差不多,其實我們也是學的美國的模式。

第三個問題,壟斷。我們現在回顧起來,如果說不是為了四大行那麼快上市,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呢?是不是成立一家或者兩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而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每家對應不同的母行,為解決母行的問題提供支持,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壟斷模式,不利於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她分析稱,地方性的中小城商行、農商行可能會以地方持牌,或者非持牌的中小型資產管理公司作為處置主體。

今日关键词:范思哲们排队道歉